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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8-22 18:19 |显示全部帖子

关于南薇先生的《梁祝哀史》被改编问题    

关于南薇先生的《梁祝哀史》被改编问题


  

网上看到南薇先生的后代为父亲的著作权正名的案子已是这个案子发生后的好几年了,而关心南薇先生《梁祝哀史》这一正名案,是在看了两造的材料后才有兴趣的,而我手上也正好有相关证据,所以也更留意这一案子的进程。

知道南薇先生是在文革前几年看到越剧界的一些批判材料,有越剧名演员的,也有其他一些所谓反动学术权威的,而南薇先生,因名字比较特别而被记住了,知道的也就是“文艺黑线一伙人”在干“坏事”什么的。而在文革未完之时,又听到他也被解放了,好像在写剧本什么的。又知道他与袁雪芬等人一直是关系很好,这就是最初的印象。

后来,我在研究冯玉奇的作品时,发现他的一本小说里面也提到了南薇先生,也提到了袁雪芬、傅全香,而在小说中冯玉奇对南薇先生评价不高,这使我对南薇先生有了另一种印象。

这一次比较系统地了解南薇先生,还是因为这个案子,才知道他从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在越剧界中的一番恩怨。于是,我对南薇先生怀有一种尊敬,同时也想为这位越剧史上的功臣做点史料文献的整理工作,用文献来说明一些传说的误导。而在探索那段越剧史的真相过程中,发现《梁祝哀史》改编中的有些历史疑点还是必须要弄清楚,这是可以说明那段越剧史发展的一个范本。

《梁祝哀史》,公堂维权

现在,越剧《梁祝哀史》改编成《梁山伯与祝英台》一案已上了法庭,原告要恢复南薇先生的著作权署名权,被告说《梁山伯与祝英台》与南薇先生无关,是重新改编的新作品。

至于说到民间文艺改编是否有改编权,是否属原创,著作权专家已有说法,肯定是谁改编谁就有改编权和署名权。不然单就“梁祝”一事,分别写过《梁山伯与祝英台》小说的著名作家张恨水、赵清阁就都无法保住自己的著作权了。

越剧在三十年代原有《梁祝哀史》、《梁山伯》等戏,确是“的笃班”以来的艺人连学带传而发展的,而当时由于文化程度的关系,口口相传的剧本唱词是有不少错讹的,再加上要迎合当时的市场和民间心态的需要,戏中有些糟粕之处也是有的。

益民书局出版的“绍兴文戏女子唱做的笃班嵊新女子文戏越剧大王《全部梁山伯》(梁祝哀史)”,内分三本,头本叫梁祝哀史,有∶点花、思读、卜装、进谗、结拜、上学、设界、嫖院、露形、辞回。二本叫十八相送,有∶求媒、相送、回家、念梁、许愿、做媒、报信、梦会、告假、回想。三本叫楼台相会,有∶观景、楼会、劝梁、许怀、藕池、病回、致书、覆书、长逝、吊孝、娶祝、显灵、归位、团圆。

所幸运的是越剧演员中也还有几个小姑娘不想唱糟粕之词,所以马樟花、袁雪芬等人尽量不照师傅教的唱,使《梁祝哀史》干净了一些。

合作整理,一“哀”再“哀”

到了1944年,据范瑞娟说∶雪声剧团的主要演员和新文艺工作者合作,整理《梁祝哀史》,整理的方式是∶先由袁雪芬和范瑞娟两人把原来台词口述出来,由编剧南薇、吕仲加以记录,继而以记录本为基础,共同进行研究,确定主要内容,进行分幕分场,并补充新的内容;再由新文艺工作者进行文字加工,使剧本更为精炼集中。

这应是当时的真相,而所谓新文艺工作者,即是被那些演戏的小姑娘们称为“先生”的吕仲和南薇等人。从袁雪芬和范瑞娟口述,可知她们的文化水平不足以记录下来,而当时的唱词也并不固定,而“共同进行研究,确定主要内容,进行分幕分场,并补充新的内容;再由新文艺工作者进行文字加工,使剧本更为精炼集中。”这才是第一次改编的过程,在1945年1月29日起,由南薇导演的《梁祝哀史》演于九星大戏院。在1946年出版的《雪声纪念刊》上,《梁祝哀史》注明是袁雪芬重编(53页)。那时,袁雪芬是雪声剧团的负责人,这出戏没有像后来说的是由“袁雪芬和范瑞娟口述”,因是另有缘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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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8-22 18:20 |显示全部帖子
回复 天一阁 的帖子

一篇祭文,判断是非
但有意思的是∶这个由袁雪芬重编的《梁祝哀史》是谁在执笔的呢?在《雪声纪念刊》的109页显出了南薇的踪影,从107~110页上,印有《梁祝哀史》的五段唱词∶十八相送、楼台会、送兄、祭文、哭灵。正是后来一再声明在《梁山伯与祝英台》中删去了南薇写的“祭文”,使我在判断《梁祝哀史》中有了一个参照标记,凡有“祭文”的《梁祝哀史》,即是南薇的改编本。
更有意思的是∶范瑞娟说∶“《梁祝哀史》由编剧南薇、吕仲加以记录。”而袁雪芬后来说“我们在台下演出时,由女编剧成容在台下对台词进行了记录,形成了雪声剧团《梁祝哀史》的剧本。当时《梁祝哀史》的导演南薇在戏的末尾增加了“祭文”一出唱词”(见证词)。这就是说,这出《梁祝哀史》并没有“共同进行研究,确定主要内容,进行分幕分场,并补充新的内容;再由新文艺工作者进行文字加工,使剧本更为精炼集中。”这样一个过程,而仅是一个口述加记录的老戏。《梁祝哀史》难道只是个口述记录本的戏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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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8-22 18:20 |显示全部帖子
老戏新编,一改再改
袁雪芬又说“同年(即1945年),我又重编了该剧,并改剧名为《新梁祝哀史》”(见证词)。查《新梁祝哀史》是1945年5月14日上演的。在《雪声纪念刊》上同样印着《新梁祝哀史》是“袁雪芬重编”。
那么,是不是范瑞娟记错了呢?不是,《雪声纪念刊》53页上说∶
“梁山伯与祝英台”是脍炙人口的民间故事,也是越剧中最早的名剧。好似平剧中的“玉堂春”“四郎探母”那样熟悉,所以即使在革新越剧期内,对于优良的旧剧仍旧不予废弃,不过须加一番存菁去芜的改编工作吧了。
改编的成绩如何,这是有目共赏毋须赘述,不过老戏新编,对于越剧改革也是不可忽视的工作,因为我们的目的是在改革,并不是推翻可取的地方,应当尽量利用,所以“雪声剧团” 常有老戏新编的剧本上演。
抄了上述两段文字,正是要证明《梁祝哀史》已在老戏的基础上有了改革,但这个袁雪芬、范瑞娟的改革与马樟花、袁雪芬的改革有多大区别?现在还没有文献证明,只是从“老戏新编”这四个字中可以看到,《梁祝哀史》应该不是一个口述加记录的老戏,起码导演南薇还是力求加入新内容的,加入“祭文”即是一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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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8-22 18:21 |显示全部帖子
剧本还在,黑白可辨
不过,这出《梁祝哀史》只演了七天便因春节而停演了。春节一过,雪声剧团便上演了冯玉奇编、南薇导演的《太平天国》。
从1月底演了七天的《梁祝哀史》到5月中旬再演《新梁祝哀史》后,袁雪芬当时说过∶“《梁祝哀史》去年在九星亦已上演过,而这次的《新梁祝哀史》呢,与上次又有不同。上次匆促之间,只排了布景,唱词编排方面还是老样子,觉得有许多旧的成份还须改变,希望更合乎我们的理想,所以又重编了一下。”
她还说∶“《新梁祝哀史》是否使人满意,很是难说,我自己也不知道改编得算好了,只是我们很竭力使它更切实、更精彩,有许多无谓的东西,流于低级的成份,全部铲除,可能加进的新意识,尽量掺入”(《雪声纪念刊》173页)。
可见《新梁祝哀史》还在改,而我注意到袁雪芬在2008年8月15日写过一份证明,说∶“在1947年前后,我根据演出的场景整理了几个剧本,其中包括“梁祝哀史”即现在公演的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其手抄本原件(越剧剧本)存放于上海越剧院艺术研究室”。
我想∶这些剧本能公诸于世,即可明白南薇在改编中的贡献了。
而在这份证明中,袁雪芬写的这句话是易生误解的,即∶“梁祝哀史”即现在公演的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因为被告方一直强调“梁祝哀史”与现在公演的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不是一个剧本,而袁雪芬却在证明中写上这么一句,真是不可思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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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8-22 18:22 |显示全部帖子
南薇改编,自有痕迹
通过上述文献史料的辑录,我认为,即使《梁祝哀史》和《新梁祝哀史》的重编者是袁雪芬,南薇在重编过程中也是有过贡献的,因为导演是他,戏中的唱词在改编中也有他改动的痕迹,正因为他改动得多,才会在后来承认他在改编中有重大贡献,才会承认他是“原改编”。
即使这样,我认为∶从尊重历史文献的价值来分析,也应承认1945年版的《梁祝哀史》和《新梁祝哀史》的重编者是袁雪芬,而南薇是导演,并在帮助越剧改革中作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
奖罚不清,啼笑皆非
而后来被告方证词中说∶“为了表彰刘南薇作为导演对越剧“梁祝”的贡献,所以在署名中将其列为原改编者。”这是一个无力而无常识的辩解,因为编剧和导演本不是一个行当,为了表彰导演而送个“原改编者”署名,岂不是让导演尴尬?如以此为例,也应将后来《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改编者中列入导演黄沙了,因为黄沙在导演《梁山伯与祝英台》中也有重大贡献。
日后,《梁祝哀史》也仍在改编中,是《梁祝哀史》还是《新梁祝哀史》已不重要,因为当1948年12月1日雪声剧团在大上海影剧院演出南薇编导的《梁祝哀史》时,这时的编剧、导演都是南薇一个人,也没有标明“袁雪芬重编”,不管内中有何隐情,起码编写剧本的改编者是南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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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8-22 18:22 |显示全部帖子
署名编导,名副其实
据袁雪芬在证词中说∶“1947年1月,我生病离开舞台,上述雪声剧团主要成员加上傅全香改组为“东山越艺社”继续演出,主要演出剧目中包括《新梁祝哀史》。1948年9月至12月,傅全香离开剧团,我重新登台,剧团恢复“雪声”名称,《新梁祝哀史》仍是剧团的演出剧目,1949年1月,我另组雪声剧团,傅全香和范瑞娟则合作恢复了东山越艺社。因此,当时只有雪声剧团和由雪声剧团改组后成立的东山越艺社有梁祝文字剧本,其他越剧团并无剧本,所以各个越剧团演出的梁祝各不相同。1950年,东山越艺社去北京演出《梁祝哀史》以及1951年举行的抗美援朝大义演,使用的都是南薇在东山越艺社时期根据我们的《梁祝哀史》修改后的剧本。”
应该指出的是∶1947年时的东山越艺社演出《新梁祝哀史》,南薇并未参与,他倒是在1950年才参加了东山越艺社。所以当1948年袁雪芬重新登台,恢复雪声剧团时,南薇才编导《梁祝哀史》在大上海影剧院演出。而这时的《梁祝哀史》被南薇修改成什么样,我们只能从一些越剧戏考中去汇编了,但在当时,袁雪芬等人也对《梁祝哀史》署名“南薇编导”无异议,她们应该也认为这个剧本已不同于老戏了吧。这使我想到后来被告方的一句话“生前,从未听说过他对《梁山伯与祝英台》剧本的署名问题向上海越剧院提出过异议。” 南薇有知,应该怎么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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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8-22 18:22 |显示全部帖子
东山再起,梁祝受赏
1950年4月,南薇参加东山越艺社后,又改编了一次《梁祝哀史》,在上海“丽都大戏院”演出,主演为范瑞娟、傅全香。
1950年初,文华公司拍摄电影《越剧菁华》,一共有四个小戏,南薇将“梁祝”中“楼台会”一折,搬上了银幕。这是越剧“梁祝”第一次出现在银幕上,而且是彩色的。主演仍是傅全香、范瑞娟。
1950年4月3日到5月10日,东山越艺社在上海演出《梁祝哀史》六十七场,观众有68146人。
1950年8月,由南薇发起,东山越艺社去北京演出《梁祝哀史》和《祝福》。毛泽东观看《梁祝哀史》,周恩来接见范瑞娟、傅全香、南薇。周恩来还在具名南薇编导的《梁祝哀史》说明书上亲笔题字:“这是一出成功的剧  周恩来”。
1951年3月至4月,南薇将再度修改的“梁祝”,用“拍拉方”小平台的舞台装置——当时称之谓“台上搭台”的形式,仍由东山越艺社演出於“丽都大戏院”,主演依然是傅全香、范瑞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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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8-22 18:23 |显示全部帖子
正式出版,有头有尾
1951年5月,上海新戏剧出版社出版南薇改编的《梁祝哀史》剧本。
剧本上有第一幕第一场“十八相送”、第一幕第二场“梦会”、第一幕第三场“回十八”、第二幕第一场“庙会惊艳”、第二幕第二场“英台受聘”、第二幕第三场“山伯访祝”、第二幕第四场“楼台会”、第二幕第五场“英台送兄”、第三幕第一场“山伯临终”、第三幕第二场“英台吊孝”、第三幕第三场“撞坟化蝶”、第三幕第四场“天堂团圆”。
1951年8月1日,东山越艺社大部分成员加入华东戏曲研究院,不知为什么南薇没有加入,而和一些东山越艺社的成员另建了一个上海越剧实验剧团(又有叫上海实验越剧团),他任团长,而剧务部主任就是蓝流。南薇还同时兼职沪剧和滑稽戏的编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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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8-22 18:23 |显示全部帖子
一场风波,卷进南薇
接着,就有一场风波把南薇卷了进去。
这场风波据被告方证词说∶“戏曲报发表《梁山伯与祝英台》后,因未将南薇署名为执笔人,引起了他的不满,于是他私自将戏曲报上的《梁山伯与祝英台》剧本的署名改成∶改编南薇,徐进、宋之由、陈羽、成容、弘英修改,送去《人民文学》发表。此事发生后,华东戏曲研究院就南薇私自把《梁山伯与祝英台》拿去发表,并改编署名一事进行调查处理。”
证词接着说∶“华东戏曲研究院特意将1945年雪声剧团的《新梁祝哀史》、南薇改编的东山版《梁祝哀史》以及徐进和宋之由他们改编的《梁山伯与祝英台》三个剧本放在一起进行比对,结果发现∶比对的结果是南薇修改过的《梁祝哀史》雷同于雪声剧团的《新梁祝哀史》,而这其中只有一段“读祭文”的词是南薇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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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8-22 18:24 |显示全部帖子
“私自发表”,事出蹊跷
对这个“私自发表”事件,我查阅了当时的物证,发现并不象被告证词所说的。真相是∶
1951年8月,宋之由、徐进、陈羽、成容、弘英执笔的《梁山伯与祝英台》初稿写成。
1951年9月1日,上海越剧界在上海“大众剧场”为支援抗美援朝捐献飞机大联合演出《梁祝哀史》,梁山伯由范瑞娟、尹桂芳、陆锦花、徐玉兰主演;祝英台由傅全香、王文娟、戚雅仙主演,编剧为南薇,导演为南薇、朱铿。
1951年10月,华东戏曲研究院越剧实验剧团参加二届国庆节晚会演出的节目中有《梁山伯与祝英台》。
而在1951年10月25日的《文艺报》第五卷第四期上发表了《人民文学》的广告,预告《梁山伯与祝英台》的剧本发表。
1951年12月5日,《人民文学》一九五一年五卷二期刊载《梁山伯与祝英台》,署名∶南薇改编,宋之由、徐进、陈羽、成容、弘英修改。编者按∶现在发表的《梁山伯与祝英台》剧本是华东戏曲研究院越剧实验剧团采用的舞台本。这个剧本,最近曾由该团在北京演出,受到广大观众和文艺工作者的重视。
编者按中还认为华东戏曲研究院的剧本是戏曲改革中正确的例子,而受到批判的是杨绍萱,指责他是反历史主义的错误例子。剧本后有徐进的文章《《梁山伯与祝英台》的再改编》(介绍)。注意∶而徐进的文章并不是在《人民文学》上首次发表,而是在《人民戏剧》三卷七期上已发表的,并注明是节录的。
这个剧本上有一、“别亲”、二、“草桥结拜”、三、“托媒”、四、“十八相送”、五、“思祝、下山”、六、“回忆”、七、“劝婚、访祝”、八、“楼台会”、九、“送兄”、十、“山伯临终”、十一、“闻耗”、十二、“吊孝哭灵”、十三、“祷墓化蝶”。这时的剧本有“山伯临终”,而无“逼嫁”。
还要注意的是∶此本署名以宋之由为首,而不是象被告方证词说∶“署名改成∶改编南薇,徐进、宋之由、陈羽、成容、弘英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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